期刊精粹 | 行动者网络视角下的住宅型多代屋社区治理机制分析——以德国科隆市利多多代屋为例【2018.2期】

【编者按】考虑到手机端阅读的特点，本号特地邀请作者撰写了文章精华版，与全文一起推出，方便读者在较短时间内了解文章内容。对该主题感兴趣的读者，可进一步阅读全文。在此感谢在百忙中抽出时间撰写精华版的作者，你们的努力让学术论文的阅读体验变得更好。

——精华版 ——

全球性人口老龄化背景下，优化养老模式成为各国关注的热点话题。德国老年人选择居家养老的占比高达69%，但与子女的代际联系却逐步减弱，主流的血缘代际养老模式开始无法满足德国老年人的心理需求。越来越多的老年人希望通过积极的社会参与满足社交需求与自我实现需求，弥补断裂的家庭关系网络。为应对人口老龄化，德国“住宅型多代屋”项目，提出以构建无血缘关系多代居民会面的公共场所为核心，以促进代际交流、多方合作作为重要的社区构建导向。本文将运用行动者网络理论，以德国科隆市利多社区（图1）为例，对住宅型多代屋社区治理机制进行分析。

图1  科隆市利多社区区位图

基于“行动者”视角，对社区网络成分及内部关系进行分析。居民群体是利多社区联盟中的主要行动者，政府在前期发挥主导作用，但不对项目运营进行过多干预。企业组织主要负责房屋建设与管理，社会组织的专业性与规模化运作有效弥补了居民组织的不足。

基于“转译”视角，从“征召动员—社区构建—项目运营”的环节回溯梳理利多社区治理网络的形成过程。基于“网络”视角，探讨多代屋多元化、多层级的社区网络结构。居民互动是社区网络的核心，自发性互动、自组织性互动与合作组织性互动等互动行为分别从不同规模与主题出发，互为补充，有效保证了多代屋社区的持续运作（图2）。

图2  利多多代屋社区交往空间

非正式、小规模的交流更有利于产生代际联系，而大规模的正式活动则展现了社区整体价值观。稳定的经济来源、规律的居民会议以及专业的技术支持则从经济、管理、技术等不同层面为多代屋网络提供了外部支撑（图3）。

图3  利多多代屋的日常管理和社区活动

追溯利多社区的发展历程，总结其成功经验主要源于以下几个支撑条件：（1）从空间管理、社区组织、社区活动等不同层面为满足不同代际成员的互补性需求提供条件；（2）充分发挥老年群体在社区管理中的积极作用，将老年人从传统观念中的社会负担转变为活跃的社会工作者；（3）借助社会组织力量，形成社区共同利益的构建基础。

随着中国老龄化水平的进一步提高，未来中国养老模式的总体趋势也从家庭化向家庭化+社会化、家庭化+社区化转型。借鉴住宅型多代屋的培育多代交流文化氛围、打破代际隔阂的治理经验，建议我国老龄化社区进行适老化改革，营造鼓励代际交流的社区氛围，并引入多主体模式展开社区构建。总而言之，住宅型多代屋作为无血缘互助养老的社区新模式，开辟了解决社会养老居住问题一个新方向，有助于我们立足国情探索新的社区养老实施途径。

——全文 ——

【摘要】在全球性人口老龄化的背景下，优化养老模式成为地方政策关注的热点话题。“住宅型多代屋”项目作为德国一项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政策，近年来发展迅速，受到社会的广泛欢迎。其中多代屋的社区治理机制是该项目成功的重要保障。本文以德国科隆市利多多代屋为例，从行动者网络理论的视角出发，由行动者角色、转译过程、互动网络逐层深入，研究住宅型多代屋社区构建与运营机制。文章发现利多多代屋基于居民多代分异的特征，采取措施合理利用多代文化的活跃优势，规避居民需求冲突、文化隔阂的问题，形成了一个富有归属感的社区邻里。最后，文章借鉴住宅型多代屋独特的社区治理模式，为我国老龄化社区规划管理提供了相应建议。

引言

20世纪以来人口老龄化开始成为全球性现象。德国是最早步入人口老龄化的国家之一，老年群体一直保持持续增长。预计至2030年，老年人口比重将增加约10%，占德国总人口的36.6%。人口老龄化问题不仅引发了老年人群体的养老服务需求问题，同时还带来了劳动力市场短缺、产业结构变化、代际压力问题升级等经济社会方面的挑战。为此德国政府部门进行了一系列涵盖老年人日常生活、社会参与等多方面的研究，如“更多的居家生活”（länger zuhause leben）“老年人社会文化”（eine neue kultur des alterns）等，同时也推出了延长退休年龄等劳动力政策，长期护理保险等养老保险政策以及社会法典等老年人社会援助政策，全方位推动老龄友好城市建设。

对德国老年人的研究显示，他们在养老住房意向上更倾向于借助护理或辅助设施居家养老，而非选择养老院等机构养老。2015年，选择居家养老的老年人占老年人总数的比例高达69%。但同时对德国家庭代际关系的研究却发现，近几十年来德国老年人与子女的居住距离持续增加，交流频率不断降低，代际联系减弱，血缘家庭式养老正逐步弱化。大多数子女成年后选择与父母分开居住，2013年老年人单代居住的比例高达93.4%。随着德国人口老龄化产生了一个社会问题：当前主流的血缘代际养老模式开始无法满足德国老年人的心理需求。越来越多的老年人希望通过积极的社会参与满足社交需求与自我实现需求，弥补断裂的家庭关系网络。为此，德国对传统的居家养老模式进行了改革与创新，提出新的养老住房形式以适应老年人生活重心从家庭向社区的转变。

“多代屋 ”项目作为社区适老化改革的方式之一，近年来在德国发展迅速。其核心内容是构建无血缘关系的多代居民会面的公共场所。该项目希望促进儿童、青年人、老年人等多代人群在社区层面的交往，激发社区活力。住宅型多代屋（Mehrgenerationen-wohnen）是“多代屋”的一种形式，它不仅为社区居民提供公共活动中心，同时配套相应的住宅单元。住宅型多代屋作为非血缘社区互助式养老的一种尝试，相比传统社区更关注老年人的社会角色与文化生活，提倡社区层面的代际互助，因而受到广泛的欢迎。住宅型多代屋自20世纪以来发展迅速，2009年全德登记的住宅型多代屋有500个，官方资助项目的年增长率保持在6.5%左右，还有部分民间自我组织的多代屋未被统计在内。

对住宅型多代屋特征的剖析与评价是目前住宅型多代屋的主要研究方向，如：阿赫、朱尔克与詹森等学者系统回溯了住宅型多代屋的起源与发展历程；普赖斯和希贝尔等总结多代屋的重要特征是居民形成市民联盟参与房屋建设，相互沟通制定共同生活愿景；克尔则通过居民生活和社交情况，对德国8个住宅型多代屋进行对比评价。目前对住宅型多代屋的研究已形成比较完善的基础，但在社区治理层面对住宅型多代屋的深入研究仍相对偏少。但由于住宅型多代屋以促进代际交流、多方合作作为重要导向，导致其治理机制明显不同于传统住宅。具体而言，住宅型多代屋主要包括了哪些参与主体？多方主体之间如何协调进行建设与运营？这种多代社区的互动网络又是如何维系的？

社区治理研究领域中存在“国家主导”“社区主导”“多元权力”等多种理论，其中多主体合作治理的观点开始成为主流。强调行动者间的多向度联系的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Network Theory）也被运用到社区治理研究中。该理论将行动者（actor）、转译（translation）以及网络（network）作为三个重要要素，研究空间异质性、杂合性，及社区多元性与开放性，能有效解释社区治理的机制。本文将运用行动者网络理论，对住宅型多代屋社区治理机制进行分析，立足中国的社会背景为老龄化社区建设提供有益建议。

1  案例概况

住宅型多代屋起源于20世纪的“合作居住”模式。当时北欧社会组织出于对核心家庭模式的批判及社会互助理念的呼吁，提倡合作居住，即鼓励无血缘关系的居民共同进行社区规划建设，最终实现积极的居民参与及邻里互动。合作居住模式包括单亲家庭合居、老年人合居等多种形式。1990年代末期，由于老年人的居家养老需求及养老政策对国家财政的负担，合作居住开始强调代际合作，多代同居的新形式出现并迅速发展。

住宅型多代屋项目得到了德国各政府部门的支持，联邦政府提出“多代居住”（Wohnen für (Mehr)Generationen）项目，各地方政府则基于城市发展社会经济水平给予不同程度的支持。德国的住宅型多代屋集中分布于西部及东部地区，其中汉堡、柏林与慕尼黑是多代屋高度发展的典型城市。科隆市政府一直对老年住宅采取积极鼓励措施，2005年开始主导住宅型多代屋的建设，至2011年建成5个官方多代屋项目，是最早进行多代屋试点的城市之一。虽然科隆市已建成的多代屋基数较少，但发展态势迅猛。2014年房屋市场调查显示，该类住宅是科隆市少数需求上涨的房屋类别之一。科隆市的住宅型多代屋散布在市区外围（图1），不同住宅型多代屋有各自的社区理念，如环保无车、同性恋平等、无国界互助等。

 图1  科隆市住宅型多代屋区位分布图

利多（Ledo）住宅型多代屋建于2009年，是科隆市目前规模最大的住宅型多代屋。该社区位于科隆市北部Nippes区的Niehl街道，共有94名居民。社区居民构成复杂，涵盖了各年龄段的多个社会群体，其中65岁以上的老年人约占34%。这些居民主要来自“积极老龄化”（Initiative 50+）与“关爱多发性硬化症患者”（doMS e. V）两个社会组织。利多多代屋的社区目标是：不仅鼓励不同年龄段的居民共同生活，同时鼓励残疾居民与健全居民共同生活。本文基于与利多多代屋12名居民的半结构式访谈，以ANT理论三要素切入，逐层剖析住宅型多代屋的社区治理机制。其中“行动者”要素对社区网络成分及内部关系进行分析；“转译”要素回溯梳理了利多社区治理网络的形成过程；“网络”要素则总结了社区居民的组织性互动与自发性互动行为。

2  行动者：社区网络的主体

利多社区在社区网络中的行动者包括多代屋居民群体、政府组织、企业组织以及社会组织。利多多代屋的居民群体主要由“积极老龄化”组织与“关爱多发性硬化症患者”组织成员构成，他们是利多社区建设与社区运营的实际参与者。“积极老龄化”组织的成员多为中老年退休者，该组织代表了50岁以上市民的利益，鼓励老年人在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关爱多发性硬化症患者”是一个服务于多发性硬化症患者的公益组织，重在帮助患有该种残疾的年轻人。他们希望推动城市的无障碍建设，帮助患者像正常人一样生活。

参与多代屋项目的主要政府组织为科隆市政府，多个地方部门参与到项目中，在提供政策与资金支持的同时，充分发挥了政府的综合协调作用。除此之外，其他层级的政府部门也有不同程度的参与。北威州政府通过“创新老年居住组织”（Neues Wohnen im Alter e. V）提供信息技术支持，联邦政府则对住房援助等问题予以法律保障。GAG地产公司是参与该多代屋项目的主要企业组织，自1993年以来致力于尝试合居型住宅的建设实践。社会组织以地方性公益组织为主，包括科隆社区基金会、尼厄勒家长组织以及汉姆博尔内街家庭中心等。它们面向当地居民需求，希望提高社区居民的生活质量。

居民群体、企业组织、政府组织和社会组织通过多代屋社区联盟进行协商合作，各主体处于相对平等的地位（图2）。居民群体是多代屋社区联盟中的主要行动者，他们参与社区项目实施的每个环节，包括社区规划建设、日常管理与活动组织等。政府在前期发挥了主导作用，通过政策鼓励、资金支持多项措施推动项目开展，但并不对项目运营进行过多干预。企业组织主要负责房屋建设与管理，以实现市场资源的高效率分配。社会组织在社区活动中扮演重要角色，其专业性与规模化能有效弥补居民组织的不足。行动者间的优势互补能有效利用多方资源，但同时行动者间也存在价值取向的差异。

 图2  利多社区主体关系示意图

3  转译：社区网络的构建

为解决行动者间的冲突问题，将“多代交往”由理念转化为实践，需要经历一个共同学习与适应的过程，即转译过程。在转译过程中，利多多代屋通过征召动员与社区构建两个步骤，从物质、社会与管理等多个层面开展社区综合性建设，形成社区集体共识（图3）。

图3  利多社区构建流程图

3.1  征召动员环节呼吁多方广泛参与

在项目的启动环节，科隆市各政府部门分工合作，高效推动了项目的开展。科隆市委员会（Rat der Stadt Köln）发布促进住宅型多代屋的实施法案，提出对部分新型社区予以资金支持；住房与建筑委员会进一步细化了住宅型多代屋的实施原则，包括社区赞助方案、低收入居民补助标准等；发展与统计办公室划定住宅型多代屋的大致用地范围，向科隆市土地所有者、房屋投资者等宣传募资。

在项目招标中，科隆市GAG地产公司负责5个多代屋项目的实际施工。同时，住宅型多代屋也受到了科隆市众多社会组织的欢迎。“积极老龄化”组织期望建立一个老年宜居、相互支持的社区；“关爱多发性硬化症患者”组织旨在营造一个无障碍的邻里互助社区。这两个组织秉承建设友好互助邻里的组织理念，响应社会宣传参与到多代屋项目中，获得政府的资金支持开展合居型友好社区实践。科隆市政府、GAG地产公司与居民群体组成利多多代屋项目联盟，共同协商社区建设问题。居民基于自身的需求对房屋设施与运作提出构想，GAG地产公司负责房屋建设的技术性问题，科隆市政府主要确保“住宅型多代屋”理念的贯彻实施，北威州“创新老年居住组织”则基于已有的老年人居住研究，提供相关建议。

3.2  社区构建环节强调多层面社区建设

在物质层面，GAG地产公司以居民需求为导向进行社区基础设施建设，积极响应科隆市政府及居民组织的建议与需求。科隆市政府针对物质设施提出了具体要求，包括：房屋必须包含至少10~20个配备完善的居住单元；房屋的设施为老年人友好型等。市民组织对社区的建议则包括大型公共空间设计、节能环保的房屋配备及特别针对多发性硬化症患者的无障碍设施设计等。

在社会层面，利多多代屋项目联盟重点关注居民自我治理能力的提升，持续提供居民专业培训服务，充分挖掘老年人社会资源。政府与专业机构合作引导居民开展社区治理实践，通过举办住宅型多代屋建设经验分享会等形式，推动多代社区间的交流。

在管理层面，构建利多社区治理组织。利多社区建立的居民自我管理委员会要求所有居民参与，共同拟定社区规章制度。一年一度的居民大会面向社区全体居民，会议决定了社区发展方向、社区文化、社区经济等大小事务，并选举出社区管理小组负责日常事务决策以及活动组织。

3.3  项目运营环节重视社区理念持续性

政府组织与居民组织从政策、资金以及准入多个方面采取措施预防社区治理中可能出现的分歧，保障利多多代屋“跨代交流”理念的可持续运作。

政策保障制度对利多社区的多代指向做出了详尽的要求。在法案实施过程中，科隆市政府细化了住宅型多代屋的运营方针，并对其执行情况进行年度评估，从而决定是否继续提供资金赞助。该方针从年龄比例、空间营造等多个方面对住宅型多代屋提出了要求，包括建立居民委员会负责组织社区日常事务，60岁以上居民与60岁以下居民比例为1:2，重点建设社区公共活动空间等。在后期的社区治理中，政府不再参与多代屋的具体运营，仅通过每年的运营报告评估项目的实施情况。同时若未来利多多代屋项目出现居民委员会内部矛盾、各年龄段居民比例失调等问题，则市政府保留收回多代屋的投资金额的权力。这种政策保障制度是贯彻利多社区“多代同居”理念的有力保障。

资金保障制度中，GAG地产公司与市政府合作投资住宅建设，政府组织与居民组织共同负担日常运营资金。此外，科隆市政府还为利多多代屋提供针对居民社区自治提供的初始基金以及面向单亲家庭、低收入群体等弱势人群的租金补贴。混合融资开发的模式能有效降低投资风险，缓解政府财政压力，有助于多代屋项目的顺利实施。利多多代屋在与社会组织合作举办公益活动时，也会接受地方银行、科隆社区基金会等多个第三方组织的资金支持社区居民除负担房租外，每年还需支付额外金额以支持居民委员会运作。

居民准入制度对新居民加入的流程与准入条件进行了规定，有效缓解了居民间利益冲突，维持邻里关系和谐。当有新居民申请加入利多社区时，居民委员会预先了解其价值观念以及活动参与积极性，并表决是否接纳该居民。大部分新入住居民是社区原住民社会关系网络的延伸，通过社区参观、面对面会谈等形式与原住民相互了解后，经居民会议进行表决。居民在入住后必须加入居民委员会，遵守社区规章制度。社区原住民在引导新居民参与、组织社区互动中也扮演了积极角色，协助新居民适应新的社区环境与邻里关系。

4  网络：社区网络的维系

经由社区构建，利多多代屋形成了多元化、多层级的社区网络结构，有效保证了多代屋社区的持续运作。居民互动作为社区网络的核心，构成多代屋的内部结构；社区运营过程形成的规章共识则为多代屋网络提供了外部支撑。不同层次的社区活动面向不同规模的主体，实现了多元的社区构建目标。

4.1  自发性互动推动代际交往

老年人与多发性硬化症患者的活动范围主要局限在社区内部，利多社区为这两个群体提供了重要的日常交往平台，满足了居民社会交流的需求。利多社区的庭院、公共活动室等公共空间是居民自发性互动的主要场所。功能复合的公共空间囊括了花园绿地、儿童设施、老年设施等多样化功能配套，同时服务于老年人、青年人及儿童等多代居民。次级开放空间是社区另一个重要交往场所，半开放式的花园与阳台强化了邻里间的可达性，提高了邻居间交流的机会。居民在进行日常活动的同时，也能与其他居民展开对话交流。高包容度的社区公共空间创造了多代交流的机会，邻里互动形成了关系密切的社会网络，以此为基础的社区互助行为在日常生活中随机产生，居民之间彼此信任，形成了“友好邻里”的共同社区价值。

4.2  自组织性互动满足多代需求

利多社区内居民社会经济状况存在较大差距，基于此社区鼓励居民小群体自发组织主题活动。这类主题活动以兴趣小组为单位，每周开展卡牌、气功、摄影、电影、厨艺等兴趣活动，英语学习、潜能互助、患者互助、记忆训练等互助活动，以及早午餐、咖啡等聚会活动。居民委员会通过公共活动室功能的时空分异以协调居民不同需求（图4）。社区的公共活动室划分为会客室、厨房、阅览室等多个功能区，在不同时间段向不同小组开放。兴趣活动是多代居民互动的重要途径，利多多代屋通过兴趣登记簿等方式联络爱好相似的居民，通过活动组织进一步加深居民间联系。互助活动是老年人、多发性硬化症患者等弱势居民群体开展互助的主要方式，聚会活动由社区管理小组举办，面向社区内部的聚会以联络社区感情为目的，对外开放的活动则起宣传推广的作用。

图4  社区公共活动室功能分异示意图

4.3  合作组织性互动呈现公益导向

利多居民群体与科隆地方公益组织合作举办的公益性活动主要有社区图书角、儿童轮椅体验、儿童诗歌教育等。GAG地产公司、地方银行等企业机构也以资金赞助形式参与到部分活动中，科隆市政府则对效果显著的公益项目予以资金支持。利多多代屋与科隆社区基金会合作举办“社区图书角”活动，为社区居民提供共享书籍、艺术讲座。多代屋与尼厄勒家长组织共同开展“儿童轮椅体验”活动，利用利多多代屋内垃圾箱、开门按钮等无障碍设施，让尼厄勒街区的儿童体验残疾人的日常生活。同时利多社区也与汉姆博尔内街家庭中心合作，共同为学前班儿童提供诗歌教学的社区服务。利多多代屋与社会组织合作开展活动的形式，实现了社区情感纽带与社会公益精神的结合，在培养社区积极活跃的文化氛围的同时，也是实现居民共同价值的途径之一。

4.4  住宅型多代屋的网络结构

以上三种不同规模、不同主题的互动共同构成了利多社区的内部网络，它们互为补充，差异化特征明显。自组织性互动以共同利益的小型组织为活动主体，居民组织内部具有相似需求、面对共同挑战或活动轨迹相似；大型组织主导的合作组织性互动既有助于居民的自我价值实现，也充分展现了社区的整体价值与社区文化；自发性互动之中，社区居民个体间的代际交流最为频繁，更易于形成紧密的代际情感联系。总而言之，非正式、小规模的交流更有利于产生代际联系，而大规模的正式活动则更能体现社区价值观。

除此之外，在转译过程中形成了对社区内部网络的经济、管理与技术支撑。稳定性经济来源、规律性居民会议以及专业性技术支持为社区居民互动构建了基础平台，是实现多代屋社区网络的先决条件。相应地，社区内部网络进一步加深了转译过程形成的初级联系，将其从居民行为及认知上的浅层关系转变为情感上的相互理解与支持。这种内外互补的多层次的动态网络结构，是确保利多社区持续运作的关键因素（图5）。 

图5  利多社区网络结构示意图

5  结论与启示

利多社区作为一项成功维系至今的住宅型多代屋实践，各代居民的比例一直保持稳定，多样的社区活动获得了社会好评。文章追溯利多社区的发展历程，总结其成功的几个支撑条件。

（1）为满足不同代际成员的互补性需求提供条件

有研究指出阻碍多代屋发展的一个重要难题是不同居民群体间生活习惯、文化价值等多方面的巨大差异。针对该问题，利多多代屋从空间管理、社区组织、社区活动等层面打造服务于不同代际成员的复合型社区，缓解居民间潜在的矛盾冲突。从社区组织层面，日常活动由社区小团体自我组织，更能表达特定群体需求；从空间功能层面，公共空间的时空分异兼顾了不同居民的需求；从居民行为层面，多元的社区活动提供了居民扮演参与者、志愿者等不同角色的可能。多层次的社区服务协调了居民群体间的差异，提高了多代社区运作的可持续性。

（2）充分发挥老年群体在社区管理中的积极作用

顺应老年人群体的增长趋势，利多多代屋在多代混合居住模式下充分挖掘老年人群体资源，借此激发社区活力。60~70岁间的老年人是利多社区内最活跃的群体之一，他们具有强烈的社会工作主动性，是社区管理与活动中的积极参与者。同时老年人的低流动性使得他们有更为强烈的社区情感共鸣，成为构建社区稳定社会网络的重要力量。利多社区从政策、资金等多个方面支持老年人群体社区参与能力的培养，老年人群体从传统观念中的社会负担转变为活跃的社会工作者。

（3）借助社会组织力量进行多代社区构建

利多多代屋借助民间力量进行社区运营，因此相比于传统社区，利多社区的公益性特征更为明显。“积极老龄化”与“关爱多发性硬化症患者”社会组织价值导向观的趋同性有效减少了建设过程中的社区观念矛盾，是多代屋社区共同利益的构建基础。基于上述组织对社会联系与社会关怀的强调，利多多代屋提出了“共同生活与居住”的社区理念。此外，社会组织作为非营利机构与房地产公司等营利机构形成稳定的合作互补关系。

尽管利多多代屋已取得显著的成功，但在其实际运营中仍然存在一些棘手的难题。在持续性方面，建设多代屋社区所需资金与政府的养老财政金相比存在较大缺口，大规模推广多代屋的计划将给政府带来较大的财政负担。在适用性方面，科隆市对老龄化住宅的需求呈持续增长的趋势，住宅型多代屋小规模的试点运营模式难以满足老龄化市场的需求。在公平性方面，政府虽然对享受多代屋福利补贴的家庭提出了详细要求，但在补贴家庭退出机制方面仍有待进一步完善。

与德国老龄化的发展情况相似，21世纪以来我国老年人口数目增长迅速，65岁以上人口的年均增长率为3.4%，至2013年总人口数达1.32亿。随着人口结构的变化，我国的家庭结构也从三代共居的“主干家庭”转变为两代共居的“核心家庭”，家庭规模不断缩小。相比之下，德国的“核心家庭”模式延续时间更长，已进一步发展为“垂直式家庭”，老龄少子化程度更高。对比中国与德国的养老模式，中德老年人在养老习惯上都表现出更多的居家养老意向，但在血缘家庭养老问题上仍存在较为明显的中西文化差异。德国崇尚个人独立的家庭观念，而我国“孝道”的家庭养老传统影响深远（表1）。由于老龄化水平及养老伦理方面的差异，我国传统家庭养老模式与老龄化现状的矛盾相对较小。但随着老年人口的持续增加以及民众观念的改变，我国传统家庭养老功能正在逐渐弱化，机构养老发展难以跟上老年人的需求，“空巢老人”“孤寡老人”等社会问题日益增多。

表1  中德养老现状对比

随着中国老龄化水平的进一步提高，未来中国养老服务的总体趋势也从家庭化向社会化、社区化转型。在学术研究领域，我国学者已通过场所理论、人本导向等社区理念阐述从老年人等特殊居民群体出发进行规划的重要性。但在实践领域，目前我国的社区老龄化改革仍处于初步阶段，老年社区规划尚未形成固定的规范与模式。因此，借鉴住宅型多代屋的培育多代交流文化氛围、打破代际隔阂的治理经验，有助于完善老龄化社区建设。就社区适老化改革而言，具体建议包括以下几点。

（1）社区空间规划提出适老化改革

目前我国城市内部面向老年人日常生活的设施与空间明显不足，针对老龄化社区中高比例的老年人，关注该群体的生存现状是提高多代屋社区的环境品质的重要途径。因此有必要针对老年人进行社区设施服务的特别设计，配备无障碍设施等硬件以满足社区特殊居民的需求。面向老年人的社会交往需求，以代际交流为核心进行公共空间规划，兼顾私人隐私与社区互动的不同功能，打造复合型的公共空间。

（2）社区组织鼓励代际交流

我国老龄化社区的开发方式更多为市场导向的房地产开发，以物质空间层面的改革为主导，对老年人的社会、心理状况关注较少。然而老龄化社区解决的老年人口问题不应仅限于设施层面，更需要聚焦代际隔离等社会问题。具体而言，社区的公共空间与公共活动应以复合式功能为指向，在服务于跨代居民的同时创造代际会面与代际交流的机会。在老龄化社区的规划建设中引入自下而上的公众参与机制，协调多代居民的意见，从物质性规划向社会性规划转向。合理利用老年人资源，借助其活跃的社区治理与社区纽带作用带动多代文化的融合。增进社区居民内部的情感联系，增强社区认同感，创造有吸引力的邻里社区。

（3）社区构建引入多主体模式

我国当下的养老服务仍以政府推动为主，成熟的市场机制有待进一步完善。为构建切实符合老年人日常生活需求的社区，同时控制社区建设成本，政府应逐渐从主导的角色向引导协调的角色转变。在该转型时期，可参考住宅型多代屋多方行动者的合作经验，根据我国各城市的实际情况提出不同的社区合作治理模式。在养老服务市场化水平较高的地区，企业组织已通过养老地产等形式参与到社区建设中，因此可发掘社会组织的专业领域优势，充分利用社会组织与市场企业的互补关系。同时提高市民在社区规划管理中的参与度，自下而上进行老龄化社区建设。在养老地产迅速发展的地区，则应注重强化政府与企业的监管与沟通机制，明确各主体间的权力界限，并尝试进行初步的公众参与。对于养老服务处于初步市场化阶段的地区，则应对地产企业予以充分的政策资金保障，鼓励新式的住宅开发。

老龄化社会与老龄化城市建设是当前城市规划领域的热点话题，如何进行老年社区规划与运营仍需要进一步的研究。住宅型多代屋作为无血缘互助养老的社区新模式，开辟了解决社会养老居住问题一个新方向，有助于我们立足国情，借鉴经验，探索新的社区养老实施途径。

作者：彭伊侬，中山大学硕士研究生。[e-mail]

周素红（通信作者），博士，中山大学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广东省城市化与地理环境空间模拟重点实验室，教授，博士生导师。[e-m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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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排版：张祎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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